流通-价格-模式　　中国农业正被全球瞩目，但这个产业在国内却渐入瓶颈，流通是困扰其发展的重要环节。“生产方+平台方+城市运营商+终端消费者”的四级流通模式能否在现实中奏效，需要时间的检验。
　　在一系列几乎覆盖所有产业的变革之后，资本的焦点终于转向了中国的农业。
　　2012年5月，日本商社丸红以逾50亿美元的价格，从美国几家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手中购得美国谷物贸易商Gavilon。丸红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将成为玉米净进口国，而这样的变化将改变全球农产品的市场格局。中国上一次成为农产品进口大国是在1995年，中国当时对大豆的需求曾导致大豆价格持续上涨，并致使远在南美的巴西将大量土地变成农田。
　　这并非丸红眼光独到，围绕中国农业产业的博弈在过去几年中几乎已经升华为一个全球性财经议题。但墙外红遍世界并不必然意味着墙里花香四溢，考验中国农业的主题似乎从未变化，“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
　　农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CEO邹宇哲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只要能解决这些流通领域的顽疾，产业的曙光应当不再遥远。但此前不久，志在于此的他刚刚遭受一次失败：他希望以农村市场为切入点进军三农产业，但传统力量的阻碍让他在坚持一段时间后被迫放弃。
　　“要依靠开店争取农村市场，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对手不是横向而是纵向的。”邹宇哲表示，“没关系，我的偶像是史玉柱(微博)。”二次创业，邹宇哲将战场从农村换回城市，从农舍移到商圈，只是主题仍是流通。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农业未来很长时间内的主题。
　　物流之殇
　　物流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言说的痛。当前，物流成本占到中国国内最终菜价的2/3和各类产品物价的1/3，物流成本在GDP中所占比例高达18%。而在美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新世纪以来一直稳定在10%左右。2002年，这一数字甚至一度降至8.7%的历史低位。
　　高昂的物流成本有其自身特殊的形成原因。和发达国家比，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远远滞后，这种情况在农产品运输领域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示。中国农民布局分散且多在偏远地区，物流设施的滞后、政府部门的割裂、信息手段的缺失都在压缩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中国自身的市场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市场开放之初，原有的批发零售网络被打乱，大量个体商贩进入流通领域造成批零差迅速减小，巅峰时期批发与零售的价格差一度只有几分钱。
　　“这样的价格差极为反常。即便在日本这样物流产业发达的国家，批零差也在15%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扬表示，“这一畸形结构的形成，既与我们没有承认合理流通成本密不可分，也与当时市场中特殊的就业结构息息相关，进城务工人员在那个特殊时期承担了畸形价格结构的后果。”邹宇哲说。
　　城镇化不断提速的大背景下，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取代下岗职工成为城镇市场的就业主力。与后者相比，初入城市的前者对生活条件的要求大为降低：只要生活条件相比务农有所改善，这一人群就可以接受相当微薄的利润，是这一人群用勤劳承担了畸形批零差价的经济后果。
　　但在城市中生活十年并有了子女之后，这一群体也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善生活。他们也需要用更高的收入弥补背井离乡的苦闷，改善夫妻双方家庭生活并确保子女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是从2003年到2008年间，农村雇工成本开始逐渐迫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
　　“对自己，中国人能忍则忍;但对孩子，中国人能松就松。”谢扬表示。“由此造成的价格上升是合理的成本增加，我们不能一味要求稳定价格而忽视客观现实。比单纯稳定价格更重要的，是在农产品质量与价格之间寻找到均衡，而这需要依据现实构建多样化的流通渠道。”邹宇哲说。
　　改革之困
　　中国一度希望通过发动民间资本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的政策因而出台。但当全国1/3以上的批发市场转为私营，围绕国家是否应该介入农产品流通的争议却轮回般地回归，人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通成本问题。
　　“当初，工商总局在社会要求下退出了批发市场的运营。如果国有资本现在回归农产品流通领域，可能会被指责为政企不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谢扬表示，“对于农产品价格一定幅度的上涨，大家其实应该理解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