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记者了解到，公兴搬场运输公司并未推出过此类优惠券，本报发行部门也从未受理过这一代的办发业务。优惠券来自哪里？这个满天飞广告的“公兴”公司是从哪里来的？为什麽要冒用《晨报》的名义？经过和相关部门的协调，记者决定对这家搬场公司进行一次探查。

我不愿透露预约的公司地址。

按着优惠券上的电话号码，记者拨通了这个“公兴”公司的预约电话，电话一端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问过价钱后，记者们都很担心：“现在假公兴搬场的公司特别多，我怎么知道你们是真公兴呢？”

另一方并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只是说“都是私人承包”。经过记者的追问，这位中年妇女才表示，她们与公兴公司“是一家”，是公兴公司下属分公司。记者询问对方公司具体地址时，她只能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离火车站很近，至于进一步的情况，她不愿多说。

而且当记者问到如果搬运高档家具造成家具损坏，搬运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时，她说“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赔偿，但是不可能全额赔偿，肯定会有折扣”。经多次讨价还价，记者与该公司达成协议，第二天下午在杨浦某小区见面。

碰上的人刚想溜走就被拦截。

次日中午12时左右，记者接到了“公兴”公司打来的电话，称他们将提前到达小区。十二点17分，一辆蓝色2吨大货车驶入指定区域。接着从车上跳下了四个像搬运工一样的人，货车司机也跳了下来，开始向记者询问搬运事宜。

此时，与记者一同前往的公兴货运场运输公司党总支副书记俞先生也来了，询问他们是公兴公司哪一家分公司，对方回答是“真北路货运场”。但是，当俞先生问到营运证的问题时，对方开始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不久，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以“出去吃顿饭”为名，准备将车开出小区。

蓝车刚开到小区门口，就被等候已久的市工商局杨浦分局检查大队执法人员撞上了。警察拦截了这辆货车，并将当事人带回了工商局。

车里，俞先生对记者说，他第一眼就看穿了这辆蓝色货车的真面目，因为正宗公兴公司的搬场车都是黄色的，旁边有护栏，而且车身上也有“公兴搬场”的字样。而且这种车不管是颜色还是规格，都明显不对劲。更为荒唐的是，这家“公兴”公司搬迁的费用比真正的公兴公司高出50元。

他的幕后老板是他的妻子。

下午1时左右，杨浦工商分局检查大队执法人员对几名搬场工人和货车司机进行了询问。根据几个开车的搬运工人的交代，他们都是安徽农村来沪打工的，这次搬家的差事也是通过熟人找的，平时只要有活干，就会有一个姓王的老板给他们打电话，至于谁是搬场公司的老板，他们也不清楚。

在此基础上，执法人员认定货车司机是与幕后老板联系最密切的人，于是对自称姓兰的货车司机进行了讯问。起初，这位货车司机称自己只是为姓王的老板打工，一次搬运，要收80到100元的劳务费，不知道老板公司的具体地址。

不久，这位货车司机的谎言就浮出水面。警察在车上搜出了厚厚的一叠广告纸和优惠券，上面写着“公兴”、“公平”、“平安”等字样，还有两张“公兴”和“平安”公司业务经理的名片，名片上的业务经理名字就是兰某。记者注意到，虽然这些广告单是以三家公司的名义发布的，但它们上面印的电话号码却是一样的。

经执法人员耐心询问，兰某终于交代了自己是这家搬家公司的老板。他所谓的公司实际上是一辆货车加两个电话，“姓王的老板”是他的妻子，平时负责在家接电话，有事情要通知他去办。而关于名片上的地址，则完全是“瞎说”。而且优惠券上所说的“有经验的”搬场工人，分别是兰某的父亲、堂弟和两个同乡，他们都没有接受过搬场方面的培训。

探营的陋巷深处有村舍。

在下午2:30审问结束后，记者与执法人员再次搭乘汽车前往“公兴”公司老巢。我们的小货车在柳营路、沪太路附近七拐八弯，最后进了一条巷子，越往里走，房子越简陋。根据兰某的指示，这辆车停在一间破旧、出租的私房前。进入这所约10平方米的房子后，“公兴”搬场公司的真容展现在记者面前：大衣柜里塞满了衣服，几张桌椅，一个熟睡的小孩躺在大床边，电话放在床边的台子上。